赵玉芬的死在沪上掀起轩然大波。陈府挂起白幡，吊唁者却寥寥无几——谁都不愿与“日本间谍”扯上关系。
灵堂上，陈景明一身孝服，对前来吊唁的徐砚深低语：“赵姨娘留了封信...在祠堂牌位下。”
陈家祠堂的赵玉芬牌位后，藏着封绝笔信：
“吾儿景澜亲启：母一生罪孽深重，唯负汝最深。当年为救汝父生意，受日人胁迫，酿成大错。今以死谢罪，望汝迷途知返...”
信纸被泪水浸透，最后几字模糊难辨。
“所以她是被迫的？”沈知意难以置信。
杜清晏却发现端倪：“墨水颜色不一致...最后几句是后来添加的。”
技术检测证实：最后一段是近期才写，笔迹模仿得极像，但墨水中掺有1936年新产的化学成分。
葬礼上出现意外一幕：山口商会送来花圈，挽联写着“恩义两绝”。陈景明当场烧了花圈，火光中纸灰飘散，露出里面藏着的微型胶卷。
胶卷内容是1931年的银行记录：赵玉芬账户收到巨款，汇款人竟是“徐明远”！
“不可能！”徐砚深立即否认，“家父绝不会...”
但笔迹鉴定显示签名真实。徐父被紧急召回上海，面对证据沉默良久：
“1931年，我确实通过赵女士向日本商会购买过一批医疗设备，为了筹建伤兵医院。”他取出泛黄的合同，“但金额只有五百大洋，不是五万。”
调查发现，银行记录被篡改过——原始凭证上金额是五百，但副本被改成五万。
“又是伪造...”杜清晏皱眉，“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？”
线索指向一家倒闭的印刷厂。工人在清理厂房时发现1931年的印刷模板，上面清晰刻着“徐明远”签名和五万大洋数额。
“这是当年印制银行票据的模板。”老师傅确认，“但客户要求印完就销毁，不知怎么留下来了。”
沈知意注意到模板角落的标记：“这个菊花徽记...是皇室御用印刷厂？”
更蹊跷的是，模板上的日期是1931年11月4日——毓嶂遇害次日。
所有时间点都微妙地重合着。徐砚深调阅军方档案，发现1931年11月4日有份异常调令：将徐砚廷调往东北的命令，签署人正是徐明远。
“但这不合程序。”徐砚深指出，“调令应该由军政部签发。”